[古诗翻译]水龙吟-作者苏轼

日期:2014-07-11 来源:苏轼 点击
宋 苏轼

  似花还似非花,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,思量却是,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,困酣娇眼,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,寻郎去处,又还被、莺呼起。

  不恨此花飞尽,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,遗踪何在?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。

[注释解释]

  1.这首词大约是宋哲宗元祐二年(公元1087年),苏轼在汴京任翰林学士时所作。次韵:用原作之韵,并按照原作用韵次序进行创作,称为次韵。章质夫:名楶,(jié),浦城(今福建蒲城县)人。当时正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,经常和苏轼诗词酬唱。次韵:依照别人的原韵而且依照其先后次序写诗或词。

  2.从教:任凭。

  3.无情有思:言杨花看似无情,却自有它的愁思。韩愈《晚春》诗“杨花榆荚无才思,唯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这里反用其意。思:心绪,情思。

  4.萦:萦绕、牵念。柔肠:柳枝细长柔软,故以柔肠为喻。白居易《杨柳枝》:“人言柳叶似愁眉,更有愁肠如柳枝。”

  5.困酣:困倦之极。娇眼:美人娇媚的眼睛,比喻柳叶。古人诗赋中常称初生的柳叶为柳眼。

  6.“梦随”三句:化用唐代金昌绪《春怨》诗: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。”

  7.落红:落花。缀:连结。

  背景
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咏物词。章质夫,福建蒲城人,是苏轼的同僚和好友。他作有咏杨花的《水龙吟》,苏轼的这一首是次韵之作。依照别人词的原韵,作词答和,连次序也相同的叫“次韵”或“步韵”。苏轼在一封给章质夫的信中说:“《柳花》词妙绝,使来者何以措词。本不敢继作,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,坐想四子,闭门愁断,故写其意,次韵一首寄云,亦告以不示人也。”

  一般认为这首词作于公元1087年(哲宗元祐二年),时苏轼与章同在京城,交往频繁。但信中提到章质夫“正柳花飞时”出任巡按,则与公元1081年初夏(史料记载为神宗元丰四年四月)章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的经历及季节特征相吻合。故定为公元1081年(元丰四年)更为妥当,时为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的第二年。

[古诗赏析]

  这首词是苏轼婉约词中的经典之作。词家一向以咏物为难,张炎《词源》曰:“诗难于咏物,词为尤难。体认稍真,则拘而不畅;模写差远,则晦而不明。要须收纵联密,用事合题。一段意思,全在结句,斯为绝妙。”章质夫的柳花词已经以其摹写物态的精妙成为一时传诵的名作。步韵填词,从形式到内容,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,尤其是在原唱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,和韵要超越原唱实属不易。苏轼却举重若轻,不仅写出了杨花的形、神,而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,把咏物与写人巧妙地结合起来;将物性与人情毫无痕迹地融在一起,真正做到了“借物以寓性情”,“即物即人,两不能别”。全词写得声韵谐婉,情调幽怨缠绵。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。此词一出,赞誉不绝,名声很快超过章的原作,成为咏物词史上“压倒古今”的名作。

  此词约作于公元1081年(元丰四年),苏轼45岁,正谪居黄州。当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《水龙吟》一首,内容是咏杨花的。因为该词写的形神兼备、笔触细腻、轻灵生动,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,因而受到当时文人的推崇赞誉,盛传一时。苏东坡也很喜欢章质夫的《水龙吟》,并和了这首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寄给章质夫,还特意告诉他不要给别人看。章质夫慧眼识珠,赞赏不已,也顾不得苏东坡的特意相告,赶快送给他人欣赏,才使得这首千古绝唱得以传世。

  这首词的上阕主要写杨花的飘忽不定的际遇和不即不离的神态。

  “似花还似非花,也无人惜从教坠。”开头一韵,非同凡响,道出了杨花的性质和际遇。“似花还似非花”:杨花即柳絮。看着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。艺术手法上显得很“抽象”,但仔细品味琢磨,这“抽象”超出了具体形象,一语道出了柳絮的性质。这一句与欧阳修的“环滁皆山也”可谓异曲同工。一般来讲,艺术要求用形象反映事物。而苏东坡却“反其道而行之”,匠心独运,以“抽象”写出了非同反响的艺术效果。因此,在艺术描写上,“抽象”有“抽象”的妙用。“也无人惜从教坠”,则言其际遇之苦,没有人怜惜这像花又毕竟不是花的柳絮,只有任其坠落,随风而去。“无人惜”是诗人言其飘零无着、不被人爱怜的际遇,也正说明了唯独诗人惜之。一个“惜”字,实在是全篇之“眼”,妙不可言。

  “抛家傍路,思量却是,无情有思。”这一韵承接上一韵中的“坠”字展开,赋予柳絮以人的性情。“抛家傍路”说杨花的飘忽无着,仔细思量,那柳絮坠离枝头,“抛家”而去,不是很无情吗?可是柳絮“傍路”飘零,却又依依难舍,恋“家”之情跃然纸上。真是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!“有思”言其不忍离别的愁思和痛苦。其实,这是诗人的想象,“思量”是“惜”的进一步的深入,使杨花飘忽不定的形态具有了人的情感。

  “萦损柔肠,困酣娇眼,欲开还闭。”这一韵承接上一韵的“有思”,采用拟人的手法,以极其细腻独到的笔致,尽写柳絮飘忽迷离的神态,让人柔肠百转,思绪万千,叹为观止。从上阕“无情有思”开始,诗人便展开想象的羽翼,把杨花比喻为一个思亲少妇,将“有思”具体化、形象化,活脱脱地展示出她的完整形象。这里,“有思”成为思亲少妇的“愁思”。因“愁思”而“萦损柔肠”,因“愁”而“柔”,因“柔”而“损”;“愁思”煎熬则“困”,“困”则“娇眼”“欲开还闭”。思亲少妇的情态被诗人描写、刻画地极其细腻,从而把柳絮随风而坠、时起时落、飘忽迷离、勾魂摄魄的形态,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,真乃神来之笔。

  “梦随风万里,寻郎去处,又还被莺呼起。”少妇“有思”,“有思”的情态也描摹出来。那么少妇为何而思?上阕的最后一韵作了回答:她在思念远方的夫婿。这一韵化用了“打起黄莺儿,莫叫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,不得过辽西”的诗意。“梦随风万里”既写少妇之梦,又关合柳絮飘忽迷离,轻盈若梦。愁中入梦,梦里与远在万里的君郎相逢,却被莺儿的啼声惊醒,怎不让人愁更愁,简直让人恼恨了!

  纵观上阕是以人状物,虽然是在咏柳絮,却叫人难分诗人是在写柳絮还是写思妇。柳絮与思妇达到了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,水乳交融,貌似神合的境界,不禁令人想起了庄子做过的一个梦: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,栩栩然蝴蝶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,蝴蝶之梦为周与?周与蝴蝶,则必有分矣。此之谓‘物化’。”

  词的下阕与上阕相呼应主要是写柳絮的归宿,感情色彩更加浓厚。

  “不恨此花飞尽,恨西园落红难缀。”在上阕“惜”和“愁”的情绪基础上,诗人下阙的头一韵直抒胸腻,“愁”化作“恨”,倾注惜春之情,也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写柳絮“也无人教坠”的际遇。这一韵应和上阕首韵“似花还似非花,也无人惜从教坠”。表面上看,因为柳絮像花又毕竟不是花,所以不必去“恨”,应该“恨”的是西园遍地落英,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,春去无奈,最可怜惜。然而,细细斟酌,“落红难缀”更反衬出柳絮的“无人惜”的遭际,诗人用这种手法进一步写出了对柳絮独“惜”的情愫。

  “晓来雨过,遗踪何在?一池萍碎。”拂晓的一场春雨过后,那随风飘舞、“抛家傍路”却“无人惜”的柳絮上哪儿去了呢,为何无踪无影,荡然无存了?“一池萍碎”即是回答。看到满池细碎的浮萍,诗人蓦然清醒——原来那沸沸扬扬,满天的飞絮都化作了水上的浮萍。这里,“遗踪何在”是问题,“一池萍碎”是结果,而“晓来雨过”是柳絮化为浮萍的客观条件。柳絮化为了浮萍,用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,是不可能的。但诗人“惜”柳絮又不忍看到它凭空消逝的伤感却得到慰藉。何况柳絮坠落,化为浮萍也是当时的“公认”。“遗踪何在”一句写得极好,把诗人对春雨过后,柳絮消失后的心理情态尽写出来,又起到了“承上启下”的作用,实属难得。

  “春色三分: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”这一韵从柳絮的“遗踪”荡然无存生发,以简洁洗练的句子写出了春光易逝的伤感。虽然花落无情,好景不长,然而春去有“归”:一部分归为尘土,一部分归为流水。即使如此,也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柳絮不复存在,大好的春光也随着柳絮的消失一去不复返了。“惜”柳絮,进而“惜”春光,诗人的情感袒露无遗。“春色三分”一句很是别出心裁。把光景分为若干份并不是苏东坡的创造。诗人写这首词之前,许多骚人墨客写下了不少类似的句子,如“天下三分明夜月,二分无赖是扬州。”、“三分春色两分愁,更一分风雨。”等都是经典名句。但是读者仔细玩味,推敲比较,却不难看出,上述名句都不如苏东坡的语意蕴藉、含蓄、巧妙。

  “细看来,不是杨花,点点是离人泪。”这最后一韵,是具有归结性的震撼全篇的点睛之笔。那沸沸扬扬,飘忽迷离的柳絮在诗人的眼里竟然“点点是离人泪”!这一韵照应了上阕“思妇”“愁思”的描写,比喻新奇脱俗,想象大胆夸张,感情深挚饱满,笔墨酣畅淋漓,蕴意回味无穷,真是妙笔神功!

  前人对苏东坡的这首“和词”与章质夫的“原唱”孰优孰劣,曾有过争执。归纳起来,观点有三。一说“原唱”优于“和词”,“曲尽杨花妙处”;二说“和词”优于“原唱”,“幽怨缠绵,直是言情,非复赋物”;三说“原唱”与“和词”均为绝唱,“不容妄为轩轾”。究竟如何?先不必妄下结论,还是先来看看章质夫的“原唱”。词曰:

  “燕忙莺懒芳残,正堤上杨花飘坠。轻飞乱舞,点画青林,全无才思。闲趁游丝,静临深院,日长门闭。傍珠帘散漫,垂垂欲下,依前被风扶起。兰帐玉人睡觉,怪青衣,雪沾琼缀。绣床渐满,香球无数,才圆却碎。时见蜂儿,仰黏轻粉,鱼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,金鞍游荡,有盈盈泪。”

  面对一件艺术珍品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,不同的审美观点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,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当两件同类艺术珍品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,就有了一个审美价值比较问题,“不容妄为轩轾”是不成立的,必然有个孰优孰劣的评价和选择问题,非此即彼。前面说过,章质夫的这首《水龙吟》形神兼备,笔触细腻,轻灵生动,是一篇难得的佳作。然而,只要与苏东坡的这首“和词”加以比较,章质夫的“原唱”就相形见绌了。

  大凡诗词,“言气质,言神韵,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,本也。气质、神韵,末也。有境界而二者随之。”因此,只做到形神兼备还不够,必须做到“有境界”。观章质夫的“原唱”,虽然描写细腻生动、气质神韵不凡、“潇洒喜人”,但终归是“织绣功夫”,“喜人”并不感人,因而较之“和词”在“境界”上就大为逊色。苏东坡的“和词”“先乎情”,“以性灵语咏物,以沉著之笔达出”,不仅写了杨花的形、神,而且写景“言情”,在杨花里倾注了自己的深挚情感,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,从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。这是章质夫的“原唱”望尘莫及的。

  “和词”胜于“原唱”,也突出表现在艺术构思上。“原唱”在总体上没有跳出咏物写景的园囿,而“和词”却别有洞天,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,把咏物与写人有机地、巧妙地结合起来,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完整的思妇形象,写柳絮的际遇,绾合着思妇的际遇,情景交融,物我一体。这也是“原唱”无法相比的。

  在语言艺术特色上,“原唱”虽然精巧灵动,但也不过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令人惊奇和感动的好句子不多。诗词无好句如登山无胜景,终归有些缺憾。而“和词”的语言却新颖别致,舒放自如,并且好句比比皆是。如“似花还似非花”、“无情有思”、“萦损柔肠,困酣娇眼,欲开还闭”、“春色三分: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”、“点点是离人泪”等,都是可圈可点、令人称颂的佳句。

  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“东坡杨花词,和韵而似元唱;章质夫词,元唱而似和韵。”步韵填词,从形式到内容,必然受到原唱的约束和限制,尤其是在“原唱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的情况下,“和韵”要超越“原唱”实属不易。但苏东坡却举重若轻,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,写出了这首“和韵而似元唱”的杰作,真可谓旷世奇才。

  从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这首经典作品中,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豪放派词人的婉约风格的一面,体验到苏东坡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,而且这首词独具的艺术魅力,给予读者不尽的审美享受。

[作者简介]

  苏轼(1037年1月8日-1101年8月24日)字子瞻,又字和仲,号“东坡居士”,世称“苏东坡”。汉族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,北宋时为眉山城)人,祖籍栾城。北宋著名散文家、书画家、词人、诗人,是豪放词派的代表。和父亲苏洵,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。苏轼是苏洵的次子(苏洵长子夭折),1057年(嘉祐二年),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。

  苏轼生平
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(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)生于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。苏轼的父亲苏洵,即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,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奋虽晚,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,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,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,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,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”,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。
1056年(嘉祐元年),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,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翌年,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,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,为了避嫌,使他只得第二。
1061年(嘉祐六年)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即通常所谓的“三年京察”,入第三等,为“百年第一”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,丁忧扶丧归里。1069年(熙宁二年)服满还朝,仍授本职。他入朝为官之时,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,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,此时神宗即位,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,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,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,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,苏轼眼中所见,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“平和世界”。
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,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,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,认为新法不能便民,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,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,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,调任杭州通判。从此,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。
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,任满后,被调往密州(今山东诸城)、徐州、湖州等地,任知州县令。政绩显赫,深得民心。
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,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(李定等人)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,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。1079年(元丰二年),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,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,网织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网罗罪名,被捕入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苏轼坐牢103天,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,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出狱以后,苏轼被降职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市)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,并无实权,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,苏轼到任后,心情郁闷,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,写下了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作,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。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。
宋神宗(1084年元丰七年),苏轼离开黄州,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,旅途劳顿,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,且路费已尽,再加上丧子之痛,苏轼便上书朝廷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,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,神宗驾崩。
年幼的哲宗即位,高太后听政,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,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(今山东蓬莱)。四个月后,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(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,三品),知礼部贡举。
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,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,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他对旧党执政后,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,由此,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,于是又遭诬告陷害。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,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,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,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,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1091年(元祐六年),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,外放颍州。 1093年(元祐八年)高太后去世,哲宗执政,新党再度执政,第二年6月,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,再次被贬至惠阳(今广东惠州市)。1097年,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(昌化军,今海南)。据说在宋朝,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后徽宗即位,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1101年(元符三年)大赦,复任朝奉郎,北归途中,于1101年8月24日(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)卒于常州(今属江苏)。葬于汝州郏城县(今河南郏县),享年六十四岁,御赐谥号文忠(公)。

  苏轼诗词
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,其诗内容广阔,风格多样,而以豪放为主,笔力纵横,穷极变幻,具有浪漫主义色彩,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叶燮(字星期)《原诗》说:“苏轼之诗,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,天地万物,嬉笑怒骂,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:“以文为诗,自昌黎始,至东坡益大放厥词,别开生面,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,天生健笔一枝,爽如哀梨,快为并剪,有必达之隐,无难显之情,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,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其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。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,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。词开豪放一派,对后代很有影响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《水调歌头·丙辰中秋》传诵甚广。诗文有《东坡七集》等。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,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,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,扩大到词的领域,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,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,扩大了词的题材,丰富了词的意境,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,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,开豪放词派的先河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在《辛稼轩词序》说: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,如文,如天地奇观。”
1079年7月,苏轼在湖州任上,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,次年元月,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,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,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,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,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而诗案之后,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,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,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,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,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,收敛平生心,我运物自闲,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
以乌台诗案为界,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,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,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
首先,在题材上,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“具体的政治忧患”,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“宽广的人生忧患”,嫉恶如仇,遇有邪恶,则“如蝇在台,吐之乃已”。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。黄州贬谪生活,使他“讽刺的苛酷,笔锋的尖锐,以及紧张与愤怒,全已消失,代之而出现的,则是一种光辉温暖、亲切宽和的识谐.醇甜而成熟,透彻而深入。”
其次,在文化上,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。
前期,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,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; 后期,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,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,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。他深受佛家的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启发,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,并乐在其中。
第三,在风格上,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、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;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、朴质清淡,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。
就词作而言,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,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,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,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,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。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,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。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,也有娱宾遣兴,秀丽妩媚的姿采。诸如咏物言情、记游写景、怀古感旧、酬赠留别,田园风光、谈禅说理,几乎无所不包,绚烂多姿。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,其间大有庄子化蝶、物我皆忘之味。至此,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、歇斯底里的狂吼、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。其题材渐广,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。
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:
一、 豪放风格
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。他以充沛、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,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。
二、 旷达风格
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,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、避开乱世、期待和平的愿望。
三、 婉约风格
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,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,格调健康高远,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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